网文资讯:《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听茅奖作家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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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话语权”。由于事前的功课做得到家,她的问题都问在点子上,仿佛有点“循循善诱”, ...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追访31位茅奖得主,跨越40载文坛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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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哲学就不是一般性地评论文学的“如此然”,评说作品的优劣好坏,而是探讨文学的“之所以然”:作品为什么是优、是劣、是好、是坏的?进一步说,就是要探究出作品萌生、发展、成长的内在规律性。

问:可否选出十部您认为能够留得住的历届茅盾文学奖作品?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舒晋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话语权”。由于事前的功课做得到家,她的问题都问在点子上,仿佛有点“循循善诱”,结果则是水到渠成。要是从采访效果的角度来评选记者,我一定要投舒晋瑜一票。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中,我还算是比较关注当代小说的。当年读研,导师程千帆先生常提醒我们不要成天埋在故纸堆里,而应该读点当代文学作品,记得他曾与我交流过阅读《绿化树》《高山下的花环》等书的心得。但是后来长篇小说的产量迅猛发展,直到每年有9000多部,专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无法通读。况且有些小说过于“先锋”,似乎是专门为某些评论家或将要成为评论家的研究生而写的,丝毫不顾一般读者的口味,我没有必要去啃那种坚果或酸果。在这种背景下,只读获奖作品,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照第二届茅奖评委顾骧的说法,“先锋派作品基本无法通过”,这就为我们筛掉了一些不知所云的长篇。但是获奖作品的数量也很大,一般的读者也没时间通读。此时,舒晋瑜访谈的效果就凸显出来了。从此书来看,访谈的内容不限于获奖作品,甚至不限于作品,真正的焦点其实是作家其人。随着两人娓娓而谈,该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情况渐趋明朗,这为一般读者提供了选择作品的重要参数,至少对我是这样。比如毕飞宇,他现在是我在南大的同事,但很少有机会交谈。毕飞宇的《推拿》获了茅奖,后来又改编成电影,更是如虎添翼。但我更喜欢他的《玉米》,《推拿》倒在其次。读了舒晋瑜的访谈,我觉得不必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在退化。又如李佩甫,读了访谈,才知道他非常崇敬其父亲,因为后者“是个好鞋匠”。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其“亲人”,他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的获奖作品《生命册》的书名也有点“先锋”的味道,但肯定不是飘在云端里的虚无缥缈之物,所以我决心要找来读一读。总之,舒晋瑜的这本访谈录,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为大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阅读书目。说实话,现在有些评论家对当代小说的评语,一味赞扬,而且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至少在这个方面,舒晋瑜访谈录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些评论文章。

什么是“深度”?可以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中得到答案。我曾在何兆武先生论述的基础上,进行过这样的提炼:历史学讲的是“历史如此然”,也就是历史是如此的,而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则探究的是“历史之所以然”,也就是说明历史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比起历史学来,是更富有“深度”的。

探究殿堂级文学大家,绘制当代文学心灵地图。

她向作家陈忠实发问:为什么要在《白鹿原》开篇引用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名言,“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创作野心”?陈忠实作为一位史诗性的大作家恰好喜欢这种追问,回答中承认自己在最初构思时,认识到历史不仅是人物和事件,更是一个社会中人的心理秩序的脉搏、脉象。舒晋瑜紧接着得出结论:正是在这种构思中,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呈现出极具史诗气魄的大手笔。这就是富有历史哲学和文学哲学的对话,这些追问“为什么”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从而使这部访谈录实现“深度”的追求。

去年3月31日,著名评论家雷达逝世。雷达,1943年生,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兰州大学教授。著有论文集、散文集多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曾担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茅奖评委。

姓名:张梦阳 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问: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始终伴随着争论和质疑,您怎么看?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左起:王干、陈忠实、雷达、闫晶明

“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说得特别好的话,其实就是懂文学。文学在哪儿?就在人的心里。题材再大,写战争,一心写战争的过程,却没有写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感受、曲折命运,就算不上文学。因为文学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军事战术学,而是要生动、深刻、鲜活地写人,写人的心灵。这涉及文学哲学最根本的课题。很多搞了一辈子文学的人,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始终懵懵懂懂,弄不清楚,始终还在概念化的泥淖里瞎折腾。王安忆与舒晋瑜的对话题目是“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我无法归纳成概念”。这是真正懂文学的文学家说出的真理,即文学与概念无缘。

雷 达: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项有影响力的大奖,有没有自己的美学倾向和偏好,这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是有的,这并不是有谁在规定或暗示或提倡或布置,而是一种审美积累的渐变过程,代代影响,从多届得奖作品看来,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关注等等。在历史上,文学与题材曾经有过不正常的关系,或人为区分题材等级,或把某些题材划成禁区,或干脆实行“题材决定论”。从今天来看,这些都是违反文学规律的。但是,也不可否认,重大题材还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由于阐述和重构了历史的隐秘存在和复活了被湮灭的历史记忆,既给当代社会提供经验和借鉴,又提升我们对人生、现实与世界进行有比较的审美观照与反思。鉴于此,茅盾文学奖非常关注重大历史题材。以上所说似乎比较偏于第七届以前的评奖,后几届我只参加一次,情况已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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