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被批评得很厉害 为何事三次向毛泽东检讨
分类:现代文学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图片 1周恩来 当年周恩来究竟做了什么事,竟连续三次向毛泽东检讨?第三次检讨稿竟然还花了十多天时间!周恩来为何被批评?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反冒进,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三次作出公开检讨。 南宁会议,周恩来被批评得很厉害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会议。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他把社论的摘要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并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由于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所以直到13日他才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两做检讨,毛泽东不满意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19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之后,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迫使周恩来还将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毛泽东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继续检讨。 第三次检讨稿花了十多天时间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 为此,被认为应该对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央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对于反冒进,我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有主要责任。”同时,他还检讨了犯“错误”的原因等问题。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为了这次检讨,他花了10多天时间,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才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摘编自《党史纵横》)

图片 2周恩来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反冒进,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三次作出公开检讨。 南宁会议,周恩来被批评得很厉害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会议。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他把社论的摘要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并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由于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所以直到13日他才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两做检讨,毛泽东不满意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19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之后,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迫使周恩来还将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毛泽东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继续检讨。 第三次检讨稿花了十多天时间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 为此,被认为应该对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央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对于反冒进,我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有主要责任。”同时,他还检讨了犯“错误”的原因等问题。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为了这次检讨,他花了10多天时间,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才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摘编自《党史纵横》)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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