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的核心是文化政治
分类:现代文学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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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尔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对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大众媒介、流行艺术、大众文化、英国的政党文化、种族、文化身份、视觉文化等都有过持续的关注,研究跨度非常大,难怪有人迷惑:英国是不是有很多个霍尔在做文化研究?霍尔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化研究。我们可以通过霍尔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

论媒介文化研究的两条路径

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1期

文章作者:孔令华

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

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

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⑴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⑵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虽然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媒介权力展开批判的。

⑴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39—41页。

⑵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3页。

2.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文化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都通过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或者解读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他们都以一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都有着强烈的直接干预公共政策的理论冲动。

法兰克福学派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同时,他们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的。于是在其理论中,他们努力寻求政治改革的新策略(如阿多诺的回归批判性)、政治改革的新机构(如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回乡渴望)、政治改革的新模式(即他们所努力鼓吹一种新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等)。就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传媒所有制问题(即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归谁所有)、媒介制度(即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公共性)、媒介权力问题(即谁在掌握着又是如何操作着媒介权力)等。法兰克福学派以激进的批评话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人性解放”的名义批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把哲学推向社会生活,由此造成的对抗文化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因为,对抗文化是一种俗文化,被它利用的哲学著作影响越是广泛,越易成为通俗读物,越易沦为商业文化。比如,法兰克福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弗罗姆等的“爱欲”被通俗化为性解放的理论等。对抗文化的一个后果是维护它表面上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⑶

⑶ 赵敦华:《西方哲学的出路:终结还是转变?》,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更具有先天的参与政治的冲动,这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术立场是分不开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大多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认为媒介文化是普罗大众在利用传播媒体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文化是工人阶级自身创造的,媒介文化就是大众在利用媒介的时候自己解释出来的文化,而不是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的先入为主的文化。所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观点更加鼓吹一种“抗争”功能,费斯克甚至提出了一种“符号民主”的观点。后来学者对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观点颇有微辞,说他不可救药地陷人了“文化民粹主义”(或曰“文化平民主义”)。

如果说法兰克福的政治理想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的话,那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政治理想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3.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他们都动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的自成一格,形成了媒介文化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构成的,他们都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坚持将文化放人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因而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其抽象的理论观点上也是相似的,这一观点要求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

二、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的不同之处

研究视角与旨趣的不同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在研究视角上做了一个比较,笔者甚为赞同,他说:

“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中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它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他们还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⑷

⑷ Douglas Kellner: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The Missed Articulation,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法西斯猖撅的年代,理论上比较关心媒介文化的压制功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适逢战后小人物造反的时代,研究者更加强调媒介文化的抗争功能。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着力点在于“哪有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话,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则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收编”;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进行宏大批判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学派则是对受众的微观实践进行考察;前者重宏观审视,并无个体概念,后者则重个体体验,侧重微观文本分析。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视角和旨趣上的根本不同之处。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诚如阿多诺在后来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的:“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⑸ 本雅明的技术复制文化理论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揭露了机械复制技术对“韵味”的栽害。哈贝马斯所批判的转型了的公共领域其实是“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相互夹击的结果。总之,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是外力对媒介的“收编”功能。

⑸ Theodor Adomo: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与之观点相对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认为,媒介文化是大众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包含着对既有意识形态的对抗与抗争。霍尔的三种解码实践作出了一个三分法的理论假设,被其后的莫利等学者加以实证证明。费斯克的快感理论无疑更加关注受众对媒介的利用或者“挪用”,用自己的亚文化解码方式来解释、歪曲、挪用或颠覆、革新既有的媒介权力意识形态,这都无疑是种关乎“反抗”的媒介文化视点。

2.截然不同的受众观

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立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包括媒介文化生产)对大众意识的控制方面。其前提假设是:大众是铁板一块的,是被动的客体,从而忽略了大众对文化的积极反应。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促使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开始关注媒介文化生产中的能动力量。“他们不只是固执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且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⑹这实际是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受众的态度。

⑹ 陈晓明:《文化研究:后一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源自《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26页。

法兰克福学派所鞭答的是媒介文化的同质性和商业化。诚如史蒂文森所说:“商业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内在的批判潜能,而且仰仗于被动的受众。”⑺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眼中,大众文化是受大众传媒操纵的傀儡文化,受众为消极、被动的靶子,是孤独的人群。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其实是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表述。在这个时代,国家和巨无霸似的公司操纵着经济,个体在两者的控制下臣服。这是一个以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为特征的大众生产与消费的时代。从这种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中产生了一个“大众社会”,并造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个体的终结”。史蒂文森指出:“早期和晚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均设想,各媒介产业消除了批评的各种基础,因为这些产业霸权地将民众捆绑于现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文化被磨去棱角的描述,可以与哈贝马斯对不允许具有批判性论辩形式存在的文化的阐述相媲美。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将受众还原为冷漠的烂土豆,而且过高地估计了媒介对通过霸权式的话语来再生产不对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责任。”⑻

⑺〔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88页。

⑻〔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96页。

与之相反,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不但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还把受众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解放资源,肯定了受众主动的、具有批判接受能力的创造性主体地位。他们注意到了受众在文化的传播中具有能动的作用,认为置身于大众文化之中的受众并不是完全被控制的,不是原子状态的铁板一块,也不是一个被魔弹一击便倒地不起的靶子,他们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之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受众已经设计出如何回避符号资本主义的各种企图的方法,因为这些企图让他们收看完强制性的广告插播。为了回避这些企图,可以选择另一频道、在播放商业节目时沏一杯茶或者按录像带上的快速转带键。”⑼霍尔认为,媒介文本是公开、开放的文本,受众虽然不参与文本内容的生产,却可以参与文本的解读,从而能通过解码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产。费斯克的理论中更加体现了这一主动的生产性受众的观点。在费斯克眼中,一个好的受众都是“游击队员”,他们施行的是“有啥用啥”(其他学者又译为“怎么都行”、或“权且利用”、或“周旋”、或“将就”、或“为我所用”等)的艺术(the art of marking do)。有人总结到:这种周旋既不是激进的对抗或者拒绝,也不是全盘的认同与臣服,而是在斗争中有妥协,且进且退,进中有退,退中有进,进退自如。费斯克认为,受众主动采取游击战术,从大众传媒资源中获取了自己的意义,创建了自己的文化,有效地避免了意识形态对受众的俘虏,这就是生产性受众观的内涵。

⑼〔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128页。

3.悲观派与乐观派的分野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表现出了强烈的精英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它备受人批评的地方也在于此。法兰克福学派囿于精英立场和二元化价值取向,对具体鲜活的媒介文本不做体验和深人研究,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一定程度上对媒介文化表现出一点先验的偏见和拒斥。他们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天生的悲观论调,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强加给受众的东西,着力于批判文化的物化本质,所以有人说他们的审美本质是“无望的救赎”。史蒂文森指出:“法兰克福的成员往往通过对各种现代主义高雅艺术的特殊依恋来审视通俗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倾向意味着,这些成员轻视处于社会特定地位的受众的各种阐释活动。”⑽约翰·波斯特认为:“在前者(指法兰克福学派,笔者注)看来,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对后者而言,主导力量已经能够确立一种现状,而抵抗却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继续进行。”⑾ 这种悲观论调在法兰克福早期和晚期都有很强烈的表现。比如在霍、阿的启蒙辩证法中,他们认为,受众的无权和受控制性随着他们对媒介的依赖性的增强而增加,久而久之,人成为媒介等机器的奴隶,即人成为物的奴隶。霍、阿在《启蒙辩证法》中的研究主题是“启蒙”是如何变成“反启蒙”的,导致这种变化的是大众传播体系的发达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媒介文化遮蔽了人的智识,浸淫了人的思维,妨害了人的自由扩展,受众要自由,必须进行启蒙,而启蒙的过程也是“祛魅”、去蔽的过程,也是种批判的过程。他们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时代(大工业时代)的生产机制、媒介体制及其物化过程,试图开启民智,达到启蒙。至于民众启蒙之后还会不会受商品拜物教的指使,那倒难说了。这正是有些人明明知道广告是骗人的,而他还要相信广告说词、仍要购买其商品的原因了。所以霍、阿的贡献在于启蒙本身,而不在启蒙之后。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悲观的总根源。法兰克福晚期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一如既往承继了学派早期的悲观语调,对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的忧虑无疑具有深深的宿命色彩。

⑽〔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123页。

⑾〔美〕约翰·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页。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任务就是探讨传媒与流行文化在反建制斗争中的角色与功能,它一开始就代表了一种清新、开放、积极的研究态度。虽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也看到了媒介在整个“社会权力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也看到了意识形态对媒介文化的压制,但是他们的理论兴趣更加关注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所以他们一旦沉溺于对媒介文本的符号解读,就难以自拔,也就难以深刻地反思媒介体制背后的关乎压迫与否的问题了,我把这种乐观的态度用“意淫”两个字来形容,虽然这个词语有点尖刻,可是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致命要害。无独有偶,有人不无偏激地评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时这样说道:“这类文化研究将奇异与通俗合二为一,把平民立场和媚俗混淆在一起,将浅陋、平面的分析掩藏在乐观的姿态背后。”⑿

⑿ 赵彬:《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参见〔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压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2页。

4.具体方法论差异

由于两个学派出现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虽然他们都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在具体分析媒介文化现象时所运用的方法则是不同的。在我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文化研究运用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十符号学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起源于具有深厚哲学韵味的德国,其典型的思辨色彩浓重。他们对媒介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立场是一致的,他们的理论是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派理论。“批判理论”一词最初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描述自己方法论的一个概念,是指不同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这种社会研究不可能价值中立,而必须“对社会冲突高度关注,尤其关心社会冲突中体现的支配一被支配关系”。⒀ 于是,为了揭示媒介权力的本质,他们对媒介做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媒介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所以大众传媒的本质是为有产者即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工具性,并且指出媒介意识形态具有操纵、欺骗和辩护的功能。

⒀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页。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动员了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深人研究媒介文化现象,特别是莫利、费斯克等的民族志方法论应用,使得媒介文化研究更加科学化和实证化,无疑充满了别样的方法论魅力。莫利把社会学、人类学中民族志方法引人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具有了实证色彩,无非更具有说服性。费斯克则把符号学的方法用来解读各种媒介文化现象,围绕“意义”做各种文化分析,无疑使得这种解释更加厚重和深刻。比如费斯克在《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就动用了结构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列维-施特劳斯以及符号学家艾柯、罗兰·巴特等的理论来阐释媒介文化现象。针对单个文化现象做具体而深人的符号学分析成为英国文化研究方法论中的一大特色。

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

勿庸置疑,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即伯明翰学派)是传播学批判学派中两大影响较大的学派,他们都是对经验学派的反拨,使人们从实证研究的泥淖中脱离出来,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媒介文化现象,侧重从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媒介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站在普罗大众的角度对媒介文化进行符号分析,试图使民众找出反抗既有体制的符号民主之路。法兰克福把研究重点转向大众文化批判,无疑是颇有眼光的。正如学者雷颐所说:“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几十年盛而不衰,就在于它能紧随‘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始终能够提出‘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⒁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成员则站在大众的角度上来考察媒介文化现象,在侧重受众对媒介现象的能动解读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陷人了文化民粹主义的陷阱。从整体上来看,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批判到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⒁ 雷颐:《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对一种“理论透支”的分析》,

从精英到民粹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本雅明除外)大多是典型的文化精英主义者,他们站在精英立场对大众传媒做审视。当看到媒介权力无处不在的时候,当看到广告铺天盖地、有形无形浸淫着人们的生活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内心中的社会责任感自然油然而生,于是要做民众的启蒙者。做启蒙者的前提是他本身已经启了蒙,这无疑是种精英主义的立场。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精英化最突出的代表,他的精英主义集中表现在他对现代主义艺术的“顽固”坚持和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全盘否定上。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明显的是逆阿多诺思路而行的。英国文化研究千方百计否定阿多诺们对媒介文化的指控,致力于挖掘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激进潜能。他们在挖掘受众的能动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文化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是指知识分子对于下层人民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这方面以费斯克的研究最为突出,他对大众文化消费者极尽颂扬之能事,最大限度地凸现了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信仰。

从政治到方法 这种转变从两个学派的名称上就可以窥见一斑,由激进的“批判理论”转向温和的“文化研究”,单从名称上来说也体现了这一点。与法兰克福息息相关的新左派的一系列举动都充满了参与政治的强烈冲动;而英国的媒介文化研究则相对温和得多,它更注重对单个媒介文化现象的解读,且在解读过程中动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中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客观上给人“方法论”压倒“政治性”的印象。虽然费斯克认为受众的解读方式多种多样,很多具有颠覆和革命的色彩,其革命性虽然比法兰克福学派更加具有实践色彩,但是受众进行“解读革命”的空间有多大,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多大,这就很难说了。这也是朱学勤为什么说他们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⒂的原因了。

⒂ 参见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年第11期。

从悲观到乐观 马克思肇始的批判理论到了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决绝的批判、无情的鞭答,使我们至今依然佩服他们义无反顾的勇气。从法兰克福到了伯明翰后,随着符号学的兴起,符号政治与微观民主似乎占了上风。这种政治也好,民主也好,颇为类似于政治“意淫”,没有触及不平等社会根基,只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而不是“脱胎换骨”。也许真的像朱学勤所说,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实践只不过是在“撒豆成兵”。从悲观转向乐观,是因为此时此地变成了彼时彼地,不同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理论自然有不同的态度和面向。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大都受到法西斯的折磨,直面高压政治,于是有着强烈的乌托邦冲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越大,其悲观色彩愈浓。相反,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们生在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特别是随着福利社会的出现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他们一方面在批判大众文化,另一方面也在享受着大众文化的种种好处。于是,对他们来说,与其“批判”,莫若“研究”,尤其是对这些学院知识分子来说,躲在象牙塔内进行文字游戏远比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舒适得多。于是文化研究学派学者眼中的民众是在阅读文本中寻找快乐。殊不知,在我看来,这种乐观无异于掩耳盗铃。

四、两个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在中国

可喜的是,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思潮在21世纪初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很多学者积极引进西方的文化理论,译介文章,编辑杂志如《文化研究》、《视界》等,一时间,文化研究成为21世纪中国文论界、传播学界和社会学界的一大景观。一般来说,一种文化理论或思潮的跨文化交流不外乎三种方式,一是翻译,二是解读,三是“本土化”。媒介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如此,具体成果如下:

翻译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丛书主要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丛书—媒介文化系列”(如《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导论》、《第二媒介时代》、《文化民粹主义》、《解读大众文化》等)、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如《通俗文化理论》、《认识媒介文化》、《表征》、《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媒体文化》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如《理解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电视的真相》、《午后的爱情和意识形态》等)等。中国学者梳理媒介文化理论的著作主要有张锦华的《传播批判理论》、肖小穗的《传媒批评》、陆扬、王毅著的《大众文化与传媒》等。对中国本土的媒介文化现象进行个案研究的著作主要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如包亚明的《上海酒吧》、戴锦华的《隐性书写》、胡大平的《崇高的暖昧》、王晓明编著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蒋原伦的《媒体文化和消费时代》等。

纵观中国当代的媒介文化研究,研究者基本上是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资源,有整合两个学派观点的趋势,比如南帆就用“双重视域”来考察传播媒介的意义,他说:“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带来了一种控制;既预示着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⒃在我看来,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的特点可以用下面一句话来表示,即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上,用文化研究学派的方法对媒介文化现象进行反思。这种视角无疑对中国当代的媒介文化构建具有警示性和建设性的意义。

⒃ 南帆著:《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页。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考研,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新传土拨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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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新左派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降,英国新左派从文化、美学和哲学层面上开启了一种政治介入和社会批判,这构成了文化研究的起源语境。作为英国新左派的旗手和《新左派评论》的首任主编,霍尔积极投身于核裁军运动、反种族歧视等文化运动,他所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文化问题,将文化看成是在历史性建构的关系中统治和被统治集团之间冲突的竞技场,其文化研究也因此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

在书稿付梓前,收到了莫利教授修订过的访谈稿,来不及翻成中文了,好在现在能读英文的读者很多,且不加翻译,原汁原味,倒是更有利于读者接近莫利本来的思想,而不是我的阐释。“阐释”这个神秘的词啊,它说的是信众与上帝之间、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召唤和给予,而一经此相互性,双方便改变了自身。“阐释”总是包含着偏离、不忠甚或邪恶。“阐释”中有道德在,“翻译”中有道德在,如严复早所标举于译事的,“信达雅”,“信”字当头啊!须知,“信”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职是之故,我想,让莫利就停留在他的英文状态,不也是可以尝试的一种道德境界吗?,德国社会学联合会传媒分会长,奥地利Klagenfurt大学文化与传媒理论教授,Transcript文化研究丛书主编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推手

积极受众论是伯明翰学派对电视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从广义的大众文化研究看,它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的一个重大突破。现今,积极受众论已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基本库存,以及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定理。但是对于“受众”何以是“积极的”这一积极受众论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在其主要阐发者霍尔和莫利那里,很难找到哲学上的论证。因而严格说来,一个积极的受众论就仍然有待完成。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霍尔都起到了重要的开拓和领航作用。作为思想家和活动家的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人物,他主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11年(19681979)造就了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他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如威利斯、赫伯迪格、麦克卢比、格罗斯伯格、莫利等。

内容简介:

  作为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是一位让人惊奇的学者。和很多著作等身的教授相比,他的成果显得那样单薄: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几本几十页的小册子,霍尔单独署名的英文专著只有一本《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他的作品要么是合著,要么是编著,他发表的200多篇论文大都散落在各种刊物和文集中。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名篇,如《编码,解码》、《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解构大众笔记》、《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不知被多少文化研究文集选用,但始终没有汇总出版。凭借这些不够抢眼但非常厚重的学术成果,霍尔赢得了许多殊荣:文化研究之父、文化研究的同义词等。霍尔的独著虽少,但影响深远。我们该如何看待霍尔?霍尔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是什么?霍尔的学术方法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值得细细推究。

——金惠敏教授谈访录

  评价霍尔的地位,离不开对霍尔学术思想的回顾。这里不妨勾勒出霍尔的三重身份,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走近霍尔。

最后,但绝非在重要性上可以打丁点儿的折扣,我还要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我对外学术交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局欧洲处和文学研究所科研处,感谢主管此项工作的陈黎同志、郝敏同志和程玉梅博士。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也是向单位和她们提交的一份出访报告。

  其二,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作为一种具有超学科的知识范型,文化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世界学术的版图。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奠基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自1957年开始,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霍尔等新左派知识分子和学者出版了《文化与社会》、《素养的用途》等奠基性著作,意味着文化研究的正式兴起。第二个阶段是全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1964年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成立,霍加特任首任主任,霍尔担任主任助理,中心成为了文化研究的圣地。第三个阶段是全球扩张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斯道雷、格罗斯伯格、菲斯克等受益于霍尔等人思想的学者在世界各地传递着文化研究的薪火,文化研究成为全球性的学术思潮和政治实践。

读者当会发现本书的资料是一手的,对对象的体察是客观的,但观点则与他们有许多的不同。我认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理论是超越了对象层次的。这乃是我一贯的风格了:我对理论史的研究是尽可能地学术化,但目的则是为了推进对问题的理论认识,虽然我对学术的兴趣和对理论的兴趣是一样地浓厚。

  从种族和阶级结合的角度切入研究

——霍尔文化研究三大主题平议

  霍尔很早就开始关注青年亚文化。1959年,霍尔发表了《绝对的开端》一文,面对青年亚文化迅猛发展的各种现实,他反思了青年、教育和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1964年,在著作《流行艺术》(合著)里,霍尔分析了对学校正统文化、主导文化形成挑战的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他发现,英国社会当时对新兴的媒介文化和大众文化以及受其影响下的青年文化主要有三种态度:敌意态度、文化机会主义的利用态度、全盘的接受态度。霍尔对这三种态度均不赞同,他主张对媒介文化进行细致的解读、分类,认为受到媒介和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亚文化有着复杂的动因和特点:亚文化不是被动地接受大众文化的产物,青年人追求风格和亚文化,是为了建立一种认同、发现真实的自我,大众文化提供的符号意义和青年自己的解读从来不完全相同。这一观点在霍尔后来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中得以扩充。霍尔还把亚文化的生成与学校教育、英国的社会转型、政治运动、伦理革命联系了起来,赋予了青年亚文化鲜明的政治内涵和使命。霍尔的研究奠定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西方最有分量的亚文化研究著作多出自伯明翰学派之手。

——戴维·莫利教授谈访录

  其三,牙买加裔的黑人后代。霍尔的学术研究经常从边缘、从弱势群体、从种族和阶级结合的角度切入,这与他的黑人身份密不可分。霍尔曾被评选为英国百名伟大黑人之一,他的研究对反种族歧视运动、后殖民理论、差异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内文化研究之持续而愈见其猛烈的推进,使学界的目光逐渐投向作为国际文化研究之典范的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由伯明翰学派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

第五章 霍尔的文章,麦克罗比的眼睛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多次与雷纳·温特教授讨论构思,颇得启发;夏天在英国跑图书馆期间,雷纳还向我推荐过应该查找的几本著作。他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专家,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被誉为关于英国文化研究这一课题的“百科全书”。当然,他更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了,例如,他一直在对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进行缝合,在将文化研究引入传统社会学,在寻找和建构他的文化的Eigensinn,等等。今年6月份在北京的一个文化研究会上与安·格雷教授谈起我已基本写定的这个积极受众论研究,她说这么长的篇幅在英国完全可以单独出版了——按照我的原计划,这只算一篇论文。

本书从对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的分析中,尤其是从对莫利的人种志研究和有关理论阐说的细读中,批判了其间所存在的在话语层面寻找积极受众的不彻底的路子,而推演出一个社会本体论的“受众”概念,它假定,受众是因其作为社会本体的存在而具备为“抵抗”所突显的积极反应的能力的;或者,更可以不无马克思或弗洛伊德地说,受众的“物质性存在”才是其积极或抵抗的最终解释。

——童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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