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演“冠亚体育app摸老虎屁股” 惹笑现场
分类:现代文学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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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资料图:1962年2月,毛泽东、朱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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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着,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1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会上讲话,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维护毛泽东“无人望其项背”的威信。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我们党近几年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林彪一番长篇大论,的的确确起到了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1、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林彪这番话,实际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无法也不可能说话:这几年,一直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出现问题出现困难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那么,刘少奇岂不是违反毛主席的路线了?刘少奇岂不是替人“背黑锅”吗?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

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将缺点错误推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头上。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的反映是非常高兴的。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3月20日,他在林彪讲话稿上批示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同时还批示说:“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林彪讲话一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显然,他是同意的。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中途上山,对彭德怀大批特批,上纲上线,不也是“与众不同”吗?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2、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这次会议原定是1月底就结束。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

1月29日下午,有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要出。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毛泽东说: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是主要的。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3、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会议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节了。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大会进入第二个高潮。高潮的起点就是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的讲话。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

七千人大会已经开了18天,毛泽东除了在会议上作了插话外,没有作大会讲话。与会的代表们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出来说句话,吃颗“定心丸”。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

毛泽东一出现,代表们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表情轻松,面带微笑,抓过麦克风就讲开了:“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

毛泽东引经据典,谈笑风生,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他借历史上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的各路诸侯: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

接下来,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个“摸”的动作。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的,自己直接、间接都有份,而且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一席话,令与会者动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于承认自己有责任!我们作为一方的负责人,还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呢?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毛泽东确确实实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发表了一番既实事求是、又诚恳谦逊的一番话: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①、目前的形势;②、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③、党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毛泽东最后说: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与会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轻松笑声。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

会议进入第二个高潮。从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团召开了“出气会”。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团做工作:刘少奇去安徽代表团;周恩来去福建代表团;朱德去山东代表团;陈云去陕西代表团……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毛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是各代表团会议上,大多数“第一把手”的想法。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上争先恐后,提出批评意见上也争先恐后,压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都“掏了心窝子”。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刘少奇三次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并讲话。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在“大跃进”过程中,安徽可以说是“重灾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在工业、农业和人民群众生活方面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和后果。但省委有些负责人仍然认识不足,甚至采取“捂盖子”方法,压制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致使下面的干部不敢说话,更何况普通群众?着实有一些毛泽东所说的“霸王”之气。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刘少奇在最后一次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批评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有问题不愿意揭,甚至压制、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2月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当然,刘少奇除了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外,还要对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进行进一步的润色加工。毛泽东1月30日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触动很大,都感觉到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原书面报告中为反对分散主义而注重了集中统一的内容,对发扬民主有所忽视。毛泽东讲话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的内涵.应该加进去。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4、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2月8日,刘少奇主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而不是更弱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

刘少奇说: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些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声音。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几年来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不正常情况的根源。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七千人大会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对困难形势的统一认识问题了吗?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没有。仅仅解决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解决。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湖北省代表在讨论时,对此争论很激烈,他们对过分集中或分散哪个是主要问题,意见不一致。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未涉及八大的正确决议,而是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讲起的。在毛泽东眼里,总路线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条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有人说,前几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是谁的错?还有人提出疑问,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则明确表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为目;总路线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症结。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他强调,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他的发言在不少小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义源于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

这是一个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报告对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够深刻;而有的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缺点错误说得太多,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没有专门讲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讲缺点错误却又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对于过去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代表认为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归结到没有经验”,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

如此一来,刘少奇怎样在毛泽东所设定的总路线的框架中,尽可能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更有代表称,这几年错误的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几年来总讲右是主要危险,大家“谈右色变”,总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难免脱离实际……。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调整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刘少奇等人。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会议上,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具有科学的根据。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之后,不仅巩固了人民公社,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有的代表则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有问题,不完全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难怪乎有的代表说,这次大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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