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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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柯庆施说“上海的形势一片大好,没有冒进”,及时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为南宁会议做了先导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②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同那些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自己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问题解决。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十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④

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③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批评反冒进,“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南宁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开始,到22日结束。我是在17日以后,因讨论三峡问题参加会议的,竟意外地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从此就卷入了“大跃进”的漩涡之中。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八大开完之后,在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过程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和经委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方针”。鉴于东欧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提到毛泽东常说的,“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话。从而确定1957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和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周恩来说:“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议论了这个方针和计划控制指标。毛泽东在会上还这样说道: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没有什么。1957年1月下旬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经济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并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这些方针和论点,当时为我们经济战线的工作人员所深刻体会。由于及时批判了冒进的思想作风,坚持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的计划完成得很好,是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工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4.5%,钢和煤的增长都在10%以上,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20%多。1956年国家财政、物资等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雪花飞向钓鱼台。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③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形势是一边倒,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的主角首当其冲,不得不一再检讨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

《高潮》一书正式出版,毛泽东上述思想在党的会议上传达,立即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工业建设应力求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这四个内容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字,是由周恩来、李富春、毛泽东先后提出并最后形成的。但他们提出时着眼点不同,毛泽东强调多与快,周恩来则强调全面掌握。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从而使得各级计划部门和经济部门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大上基建项目和增加基建投资,职工一年增加200多万人,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1956年1月中旬,在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随后2月间,在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由周恩来主持,几次压缩指标,压缩年度基建投资,反对盲目冒进。他还这样谈到:“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①。经过这样“促退”之后,1956年的基建投资仍比上年增长60%,当年基建多用了20亿元,市场多售粮110亿,财政和信贷多支出30亿元(占财政支出1/10),不得不多发了10多亿元票子,造成国家财政的紧张。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南宁会议可说是当年“大跃进”的序幕。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外,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各大区并中南各省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史向生、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26人中,健在的屈指可数了。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怎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④毛泽东召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7日。

还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期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的。“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①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②。随后在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强调指出:要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任务③。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党外积极批评共产党在这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文件强调,用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批评。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要求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改一下”,不然官僚主义等永远不得解决。并且提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样,一年多来,党的一系列决策和号召,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确实如和风细雨,侵润着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田。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右派言论”中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一类的语言,有许多批评冒进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从此将“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将冒进与保守同左与右、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总之,将政治意识与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思想与经济领域,从而经济生活必须以政治挂帅,无处不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了。于是,八大的正确路线,从政治思想、经济政策,到党的建设,民主法制等等方面,逐渐为另一种“左”的思想、政策和路线所替代了。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报告,本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双百”方针。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种更加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在讲话时,本来想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应该向科学技术进军,开展技术革命。可是,1957年6月19日,此文作为正要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文件发表时,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从而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情况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种同八大相背离的思想理论,成为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步步升级的嚆矢。同时,在文章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显然是为了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以政治标准作为统率一切争论,包括思想、理论、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不同观点的是非标准,不仅难以真正辨别是非,而且以政治手段、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开了方便之门。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即是将许多从善出发向党提建议的人,当作敌人,打成政治上的右派。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起来的“思想战线的大革命”,就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历史经验来看,判断是非的标准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不能离开这个准绳,而随意“以言定罪”。这个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这样,中共中央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发生了一个变化,有了两种方针。一种是对待善意批评的,无论怎样尖锐,都要让其充分地放,而共产党则要彻底地改。这类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种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恶意言论的,也要放手让他们放,但暂不批驳,使他们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总之,新中国刚刚成立7年,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国内外有利条件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在探索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认为国家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而向自然开战,即发展生产力的斗争,同时也要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开放,同生产力同步发展。像我们这些当年在经济战线上做具体工作的人,从自己日常业务中,更是理所当然这样认识和理解的。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第五,关于党的建设,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鉴于国际共运和党的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全党要健全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

  有人问,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举了一部电影叫作《荣誉属于谁》的例子。电影描写一个铁路局长,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没有被撤职。毛泽东说,这样写,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下午二时,离开盐官镇。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的努力,国务院向6月间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报告中,写上了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论刊《人民日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关于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作了深入阐述。由此,反冒进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这样谈道:“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因此,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共识。在压缩指标,反对冒进上,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或同有关人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已经有了工业速度应当加快乃至可能加快的想法,以及中华民族应当有点雄心壮志的气概,他只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中,讲过这样的话: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颗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首先是接近它。关于发展速度,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比苏联快一些。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批评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是强迫签字”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④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

  ⑧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都是经过中央集体反复研究并经毛泽东审定的。这三大报告和有关决议,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其次,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总结了“一五”期间的成功实践,以及1956年坚持反冒进的经验,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要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等等。薄一波在大会发言中,根据1953年到1956年的跟踪经验,提到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会议前,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说: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郑重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同时,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远不如1956年,农业因水旱灾害较大而没有达到计划指标(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这种很不恰当的背离实际的估计。对反冒进提出了错误的批评: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认为党的委员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②。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他认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是非常必要的。“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③。他还预料,反右斗争的胜利,“将使我国社会面貌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潮”。他还谈到中国的建设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④。由此可见,这种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是工作成绩上多了点少了点的问题,而是对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建设快慢的批评。1955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或者认为这是一种四平八稳、缺乏革命精神的旧历书)”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⑧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

  他说的重要修改是什么呢?

1956年反冒进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而实际是经济建设方针上,由于毛泽东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而来。这就需要回顾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情况。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首先,是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对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戒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1956年2月到4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的汇报,为党的八大和二五计划的制定,作调查研究准备。在汇报中,除了各业务部门本身的具体问题外,涉及到经济建设中许多全局性的问题,当时适逢苏共二十大召开,期大林的盖子揭开。在经济建设上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等等,问题甚多。他们两人在听取汇报时,都有许多重要的精辟的插话,说明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新的设想,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样边听边议,最后毛泽东总结为十大关系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之后,随即于5月间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之间利益;优先发展生产资料时,必须同时注意生活资料尤其粮食的生产,提出农业与工业并举的方针等。其次,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以支援内地。第三,经济管理体制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同时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第四,在中国同外国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也是八大文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依据。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①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7年6月3日)。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既是毛泽东的精思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照搬苏联的一套,156项骨干工程由苏联援助,整个计划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好。这些做法,虽然当年只能如此,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三大改造已经不同于苏联,尤其在农业改造中,大加批判实际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之后,农业改造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敲锣打鼓,3年完成了原来15年设想之事。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某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最主要的一条即到1967年,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黄河以北400斤、黄淮500斤、淮南800斤。按此计算,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1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的80%,棉花为1亿担,更超过1倍多。同时,又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第四,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写入了八大文件。“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为健全国家的法制,要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干涉。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③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①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十七日当晚,毛泽东就离开天津,继续南下。次日清晨到达济南。晚上七时五十分,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第三,为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将一部分职权分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经济体制作了一些改进的规定,陈云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工商业的经营,除国家和集体为主外,应允许个体经营为补充;市场调节为辅,应允许企业有一定自由,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流通管理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统一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允许某些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④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针对苏共二十大出现的问题,波匈事件的教训,以及国内几处城乡学生请愿、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主要考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问题。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根据党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的,第一次从国际共运范围内提出两类矛盾问题。在1月下旬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是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讲12个问题中,有一半是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如两类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与此有关的,这个讲话随后向广大干部传达了,有着广泛的影响。随后三四月间毛泽东经天津南下,一路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会上虽然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每次反复强调的还是以下观点:全党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是八大作了结论的;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时刘少奇也沿西线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说人民闹事,罢工游行请愿,多由于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并且谈到如出现下述四种情况,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1、党犯了长期路线上错误;2、处理方法错了,如用镇压等;3、反革命利用;4、党内有人领导。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办法,和风细雨来解决;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观点,这时是比较一致的,都反映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③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①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②《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⑦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③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早在1955年夏,国务院曾根据各部的设想,讨论并编制过15年(1953——196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1967年,粮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5600万担,钢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5年平均年增长9.5%。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在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毛泽东这样明确说道:“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扩大党内外民主生活,改善有关制度,已成为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各部汇报时,介绍了刘少奇说的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之后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谈到:“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鉴于文化科学领域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左’倾思想,也曾受到苏联在这方面粗暴干预等不良影响,毛泽东在研究十大关系过程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著名的“双百”方针,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作了说明: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样办。在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李森科,非李森科,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都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随后,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双百方针不仅在文艺界和科学界,也在全国文教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眼界顿时开阔起来,思想顿时活跃起来。1957年1月间,在党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此方针的怀疑和某些消极的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先后两次谈到: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双百方针很不理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随后在2月和3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双百”方针,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以上引述有关双百方针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服务。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经过几年的反复变化,毛泽东终于放弃了一度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达到的正确共识,而不同意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回到自己这样一种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错误看法,据此来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从反冒进入手,首先力求以多快为主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并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无畏精神,动员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促成“大跃进”的到来。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反冒进问题的前因后果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篇著作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如果从《论十大关系》算起,经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致黄炎培信》、一九五七年一月会议讲话,经过这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这篇讲话。随后,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继续思考、研究,经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天津等地干部会议上的四次演讲,先后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正式发表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集中表现在:增加了并且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很激烈的论述;在反倾向问题上,由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更注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怎样从小民主的小鸣小放转到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和风细雨怎样变成疾风暴雨?早春的天空为何黑云乱翻,乃至“黑云压城城欲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忽然变成“惊涛骇浪”?“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意见”①,怎样被视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何从欢迎批评转到“引蛇出洞”?总之,为何整风运动突然变成反右派运动,最后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在此探究评述,这里要谈及的,只是同南宁会议反冒进一事有关的思想来源,看来,从1956年到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时,因受苏联、东欧形势的影响(认为中国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土壤),毛泽东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即所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形势,不论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把许许多多善意批评、肺腑之言甚至稍不顺耳的正确建议,统统视为右派进攻,把刚刚讲过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了。而且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以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界标。同时还以政策代法律,以群众斗争代司法程序,使八大规定的法制建设渺无希望,人治代法治更加合理升级。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7日)。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被收入同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时,毛泽东仍注意做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⑩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②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⑾见本书第16章第44页。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491页。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文章又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毛泽东注明“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①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前往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前,毛泽东作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提纲,南京讲话和随后的上海讲话,都是照这个提纲讲的。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这时,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⑿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不同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⑦

  第八节,在讲“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地方,加上了两句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加上了“他们要从各个方面首先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后来这句话又改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③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略事休息,便在下午一时乘飞机前往上海。先游了一会儿水。下午五时,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和那个指示,当时都没有公布,并且传达的范围非常小,社会上一般都不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④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42页。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为了总结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开会地点选择在青岛。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千里波涛滚滚来,

  ⑧同上书,第80-82页。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手稿,1957年6月10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02-504页。

  ④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⑦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第三节,增加了关于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合作社的许多矛盾的论述。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③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8日。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⑦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第二天,又有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注明是“最后定稿”。《正处》讲话稿的修改工作,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至此全部结束,前后共五十五天。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六月九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改完最后一道,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⑩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正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一直是很明确的,没有因思想界出现一些混乱而有什么改变。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64-270页。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六月八日以后,《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社论,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毛泽东最后表示: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二是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政治标准,最后形成的文字表述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第八节有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吸收了南下谈话的内容,并根据新近暴露出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的描述。此后几天,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三次补充修改,形成最后正式发表的定稿。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第十节,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物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此时的一些思想脉络。

  ⑩以上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情况及批语,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修改过程稿。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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